金融才子梅毅 跨界写通史
深圳作家梅毅,以16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、700万字的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,以一己之力写出一整部中国通史,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。
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,却有人仍然在从事着不朽的事业。深圳作家梅毅,以16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、700万字的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,以一己之力写出一整部中国通史,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。
上周末,一场关于这套巨著的研讨会在首都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,来自历史界、文学界的多位知名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一一到场。在他们眼中,梅毅这位多面文化史家,上起秦汉,下讫辛亥革命,开创了一种“人物列传+断代史+纪事本末”的全新通史写法。
一套“不守规矩”的通史
说起梅毅,你可能有些陌生,但说起“赫连勃勃大王”,想必很多人都有耳闻。这个2003年在网上启用的古怪笔名,伴随着梅毅16年来的历史写作。从《隐蔽的历史》到《华丽血时代》,从《帝国如风》到《极乐诱惑》,从《梅毅话英雄》再到《1911,革命与宿命》……梅毅缔造了他庞大的断代史系列,收获粉丝无数。
此次出版的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,就是梅毅16年来撰写的断代史合集,更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华民族历史的著作,包括《秦汉:帝国的崩溃与新生》《两晋南北朝:迷乱狂欢三百年》《隋唐:盛极而衰的黄金时代》《宋辽金夏:刀锋上的文明》《元:铁血、杀戮与融合》《明:繁华与崩溃》《南明:流亡的悲歌》《清:矛盾重重的王朝》《辛亥革命:启蒙、光荣与梦想》等十册。
▲10卷本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
历史研究素来存在藩篱,秦汉史、魏晋史、唐史、宋史、明清史、近现代史,学科之间分得很细,难以打通。而梅毅的这一套著作之所以震撼学界,就因为它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学术藩篱。
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,这是一套“不守规矩”的中国通史,而梅毅则是“建设性的解构主义者”。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中国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多年,在他看来,梅毅这些年的工作,不仅挑战了写史的权威,而且提供了一个中国通史的重新解说,这是最有价值的。
“英雄史观”引学界热议
如果说《资治通鉴》标出了历史的经纬度,《史记》把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带到人们面前,《二十四史》勾勒出每个朝代的大事记,然而,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部书,都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。
梅毅写历史,则将“人物列传”“断代史”和“纪事本末”三种文体熔为一炉,因此有专家称,他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上自创了文体——“梅毅体”。“以人串史,以人说史,把历史写得有人性温度和人文厚度了。”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。
“以人串史”是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的最大特点。一统六国的秦始皇、刚猛无俦的西楚霸王项羽;刘邦持三尺剑,以平民而为帝王;开天辟地,发出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的陈汤;“数点梅花亡国泪,二分明月故臣心”的史可法……在他笔下,这些英雄人物串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。
这一英雄史观的提出,成为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。到底什么是英雄?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认为,英雄是掌控了历史走向的人。雷颐则表示,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武夫英雄,还应该重视启蒙者英雄。在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看来,梅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,即当代中国仍然需要英雄,需要国民性的改善,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,不能总在历史的泥潭中打转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为了让读者有更直观的认识,梅毅还和出版方几经修改,特制了一幅“中华英雄图谱”附赠读者,以彩色跨页的方式,绘制出中国历史上50位英雄人物。
梅毅现象值得研究
在中国当代作家中,梅毅绝对是个异类。
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,硕士读的是西方教育,却跨界从事金融工作20余载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中国资本市场中对证券行业影响极大的G30清算协议,初稿就是他参与翻译、撰写的。
白天过着商海弄潮的快节奏生活,晚上却蛰伏于灯下,研读那些大多没有标点符号、需自行断句的发黄的古代典籍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,如今以历史写作广为人知的梅毅,最早却是以纯文学作家入行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梅毅就因“南方叙事”系列小说备受文坛关注。2000年,在广东省首次作家体制改革中,他更以业余作家的身份,成为广东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中的一员,后被破格评为“一级作家”。
拿过鲁迅文学奖,出过长篇小说,写了一整部中国通史,还上了央视《百家讲坛》,近年更迷上中国画——梅毅的人生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两个字:“玩票”。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、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则用“多面文化史家”来评价梅毅。
在高洪波看来,梅毅身上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,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深圳的写作精神,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,梅毅的写作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专访梅毅:写历史改变了我的世界观
2011年,梅毅当选为深圳作协副主席。这个消息一度让很多人担心,进入作协体制后,会不会让他丧失可贵的民间写作立场?
事实证明,7年来,梅毅既不混圈子,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状态。
完成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之后,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为孩子们写一套少儿版中华英雄史,弥补原创史书中没有这类读本的空白。另外,他还心心念念要回到中华民族胎动期最灿烂、最令人神往的那段历史,补齐10卷本的《南北英雄志》。
这些年读历史、写历史的经历,让梅毅从一个西方价值观的崇拜者,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。历史写作对他而言,既是乐趣,也是疗愈——首先是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补课,其次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转向。
如今,他的历史观似乎更加平和。几年前,他还向往回到宋朝,做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,如今他只想在元代当个关汉卿,混迹于民间,“斗鸡走犬过一生”。
写齐中国断代史第一人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的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,和以往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。为什么会采用这种“人物+断代史”的写法?
梅毅:我2002年开始动笔,写第一本《华丽血时代》(即《两晋南北朝:迷乱狂欢三百年》),前后花了十五六年,完成10本书。很多年以后,当我基本完成这套通史的写作,有一次偶然读蔡东藩的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,才突然悟到,蔡东藩的写法,就是把“断代史”“纪事本末”和“人物列传”糅在一起。只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,蔡东藩先生半文言的作品还是有些佶屈聱牙。我的写法和蔡东藩先生不谋而合,这是我多年爬梳史料、坐冷板凳摸索出来的。复旦的沈渭滨教授,后来把我誉为继蔡东藩之后写齐中国断代史的第一人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在这10本书里,哪一本是你自己最满意的?
梅毅:这10本书中,最早写的《华丽血时代》应该是影响最大的。但我花费精力最多的,还是《宋辽金夏:刀锋上的文明》这一本。资料准备工作恐怕没人比我更牛,写宋史时,不但当朝历史,连西夏、辽、金、蒙元的历史我都看,包括外文原作。还参考了大量宋朝笔记,司马光、苏东坡等等,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,研究史料中的细节,还要甄别它的倾向性。
反对“汉族沙文主义”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你写宋史的视角很特别,从对比的角度将宋夏辽金并行而写。综合这四个国家的脉络,可以看出宋真的如你所言,是一个生活在刀锋上的时代。为什么没有采用传统的汉文化中心视角?
梅毅:宋史成书在元朝,最初就是元史、辽史、金史三史并尊,真正以宋为正说,是到了乾隆才定下来的。为什么没写西夏史,因为成吉思汗死在西夏。按理说,西夏史也应该专写,四史并存才对。
我一直强调,没有“汉族沙文主义”这一说。汉族不是一个部落民族,不是血缘民族,它是个文化民族。《元:铁血、杀戮与融合》这本书贯彻了我这一观念。以往人们谈到元朝,首先想到的是异族统治。其实蒙元首先是个世界史概念,而且也是中国史的一个概念。历史上,“唐”“宋”“隋”的国号都是从封国来的,唯独“大元”的国号,不是以地名而是从《易经》里“大哉乾元”一句化来的。大元的宏大和气魄,那种天下共主的胸怀,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。它是对中华民族融合促进最大的时代,把汉人的族群无限扩大,这是元朝最大的贡献。元朝取消了科举制度,知识分子没出路了,所以才会有马致远和关汉卿,但与此同时,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、对于画家、对于艺术家,又是一个无限自由的时代。
最敬重的人物是文天祥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你写过的历史人物里,最具认同感的是哪位?
梅毅:文天祥。“名相烈士合为一传,三千年间人不两见。”这是文天祥死后,当时人对他的评价。这么高级的一个官员,又是个文人,能为国而死的,不仅在宋末元初的时代,即使到了现代,四千年间仍然没有第二个。
2006年5月1日,我自驾到江西,拜祭位于富田村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墓地。去富田前,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。纪念馆规模不大,非常残旧,且门庭冷落,只有五六个人参观。其中,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。富田村距离吉安市57公里,非常庆幸的是,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,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尽头。我拿着一瓶酒,满怀敬意,祭奠了文天祥。墓地非常干净、整洁,只是太岑寂了些。2006年的五一假日,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墓地的人。是文天祥这样的人,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,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,民族精神的不死。
中国人仍需要英雄教育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这套书定名为“中华英雄史”,从“英雄”这一角度切入的初衷是什么?
梅毅:近年来网上解构英雄、消解英雄、侮辱英雄的声音令人发指,读历史、写历史,也开始流行取巧、轻松的方式。有些历史能轻松地阅读么?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,用一种调侃、轻松好玩的方式,能叙述吗?历史应该有沉重感。
这么多年的历史写作让我清楚地看到,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,而中国恰恰是英雄众多的国家。在当今这个物质时代,有些人的价值观扭曲了,总对历史上的英雄产生怀疑。比如袁崇焕也是个专擅权力、滥杀大将的小人,方孝孺是个死脑筋不会转弯的笨人,这些声音让我义愤填膺,我写英雄,就是想弘扬英雄,弘扬正义,再现我们民族的昔日伟大和荣光。中国人仍然需要英雄教育,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,应该成为青年一代新的信仰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:历史写作给你本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?
梅毅:随着历史写作的深入,我本人的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。我出生成长于北方城市天津,这种中国北方“官话语系”的环境和市井气息对我影响很大。天津是个市民社会,特别容易把崇高、庄严的东西消解掉。再加上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英语专业,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启蒙,一度认为西方价值观是最高的。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?就是我这么多年写历史、读历史带来的潜移默化。